工地上意外受傷，沒有視頻監控、沒有目擊證人，申請工傷認定困難重重——

“孤獨的工傷”面前，誰來幫我作證

一名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務人員，在工地工作時發生腦出血，沒有視頻監控、沒有現場目擊證人，在申請工傷認定過程中，因舉證困難難以獲得認定。如此情形如何處置?

在工傷賠償案件中，勞動者多存在舉證難等問題。律師呼吁，職工加強證據收集和及時維權的意識。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需要勞資雙方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當地人社部門和工會聯合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在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傷害時，工會法律援助是幫助其維權的有效途徑。

63歲的馬文是安徽省阜陽市人，因為家里條件不好，早年來到山東省青島市打工，一直在工地從事重體力勞動。

馬文主要負責工地的打錘工作，工作時間為早8時至晚6時。2020年10月的一天，馬文在午餐時間突然暈倒，后被診斷為腦出血。馬文想申請工傷認定，但因為事發時沒有視頻監控、沒有目擊證人，加上馬文已超出法定退休年齡，維權路上困難重重……

“工傷還是自身疾病”引爭執

2020年1月，馬文經人介紹被包工頭張某安排到青島市高新區一個工地負責打錘工作。工作期間，馬文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協議。青島信友勞務有限公司只與包工頭張某簽訂了勞務合同。

2020年10月24日13時，馬文沒有按時到餐廳就餐，電話一直無人接聽，幾個和馬文熟悉的工友立刻分頭尋找。發現馬文時，他已經暈倒在工地上失去意識，頭部有明顯外傷。工友們立刻撥打120救護車，將他送往城陽區人民醫院進行救治。

事情發生后，馬文被醫院診斷為腦出血，在青島市城陽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了65天，支出醫療費22.4萬元。住院期間，青島信友勞務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與包工頭多次來到醫院看望馬文，并支付了全部醫療費。

2021年3月底，馬文病情開始好轉，漸漸有了意識，手腳可以輕微活動，但依然只能臥床。醫院將馬文轉入康復科治療，需要大量康復費用的馬文，再次向包工頭張某、青島信友勞務有限公司申請賠付后續治療費50萬元。

包工頭張某與勞務公司認為，事發后已向馬文支付全額醫療費22.4萬元，在沒有目擊證人、沒有視頻監控的情況下，馬文極有可能是因自身疾病突發導致的意外，與工作無關、不屬于工傷，雙方拒絕再次支付后續康復治療費用。

雇用期間受傷，雇主有責任

2021年3月，馬文的弟弟維權無果，多次通過信訪渠道向高新區管委會信訪部門反映馬文的工傷認定及賠付問題，由于馬文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工傷維權的證據材料不足，工傷認定及賠付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通過多次反映，高新區信訪部門向馬文建議，可以通過工會申請法律援助。

2021年4月1日，馬文弟弟帶著材料來到高新區職工服務中心，工會法律工作人員認真聽取陳述后，決定提供法律援助，選派山東眾成清泰(青島)律師事務所律師郭立天提供工會法律援助。

當日，郭立天律師與馬文弟弟進行了聯系和溝通，馬文弟弟表示，馬文受傷比較嚴重，希望勞務公司賠付后續治療及康養費50萬元，否則將走訴訟程序。

郭立天律師表示：“如果走訴訟程序，訴訟時間大約需要1年半左右，訴訟過程中還需要承擔訴訟費用2萬元。同時，訴訟需要承擔因為證據不足存在的敗訴風險，能否拿到50萬元賠償金存在不確定性。”

考慮到馬文是在包工頭張某雇用期間出現的問題，郭立天律師找到馬文的弟弟商量，雖然因年齡原因和證據不足，馬文不能認定為工傷。但馬文是在雇用期間受傷，作為雇主，勞務公司將工程再轉包給無施工資質的包工頭，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鑒于事發后，包工頭已經支付了22.4萬元的醫療費。律師建議，馬文可適當降低賠付要求與勞務公司協商賠償問題，協商不成再行訴訟。

經過考慮，馬文及其家人決定降低賠付標準。郭立天律師向勞務公司進行了多次電話及面談溝通，勞務公司態度強硬，認為馬文屬于自身疾病導致，基于人道主義可以給予5萬元補償。

此后，律師又單獨與勞務公司法定代表人取得聯系，經過耐心細致的溝通后，勞務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向馬文一次性支付賠償金28萬元。最終，馬文的弟弟代表馬文與青島信友勞務有限公司達成調解意見，并簽訂調解協議。

勞動者應增強舉證責任意識

郭立天律師表示，這是一起較為典型的工地意外受傷賠償案件，受援人超過法定退休年齡，未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協議，也未繳納社會保險，并且證據不足，發生工傷事件后，維權過程困難重重。

對于工傷賠償案件中，勞動者舉證責任難的問題，郭立天律師表示，職工在工作中，應當注意收集保留相應證據，比如用人單位下發的通知、派工單、簽到表、工作服、廠牌以及代表單位簽收物料的單據。只要含有勞動者本人的名字，都可以證明勞動者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的事實。

另外，勞動者可以隨時保留工作期間拍攝的照片及工作過程的視頻、錄音等證據，與公司相關人員進行微信溝通的工作記錄、釘釘考勤打卡等材料。這些都可以證明雙方存在勞動或勞務關系的事實。

郭立天律師呼吁，當職工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首先要敢于同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人進行協商，樹立主動維權意識，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需要強化證據意識，注重采集方式，采取合法的手段、途徑，向當地工會組織尋求法律援助，讓職工維權不再為錢所困。(記者 張嬙)